“如果我們要看清美國當下的走勢，不被表面的現象、噪音、慣性思路所迷惑或誤導，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再深入一步，去重新審視一下美國政治經濟體的深層結構?！?2月11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南南合作和發展學院學術院長傅軍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如此表述。

傅軍認為，美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的樂曲已由美國制憲者譜寫完畢，其結構相當堅固，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并沒有超越制憲者的智慧，有能力重新譜曲。他的作用頂多是一個樂團的指揮，對樂曲有自己的獨特的解讀并指揮演奏。在建構全球主義的共和與美國主義的共和之間，他無疑是保守的美國優先主義者。由此，美國正在對全球主義再思考、對回歸美國主義再布局。這或對世界格局意義深遠。中國不能掉以輕心，要做好充分準備。

以下為傅軍的發言：

傅軍：謝謝主持人。昨天大家聽了一場音樂會。音樂對我們的啟示是什么？交響樂背后有結構，不然那么多音符很難構成和諧的交響曲。類似的，今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如果我們要看清美國當下的走勢，不被表面的現象、噪音、慣性思路所迷惑或誤導，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再深入一步，去重新審視一下美國政治經濟體的深層結構。這好比是看一座大廈，我們不要被表面華麗的室內外裝修所迷惑，而要去看看到大廈背后的那些承重墻，然后再做判斷大廈是否超載了或還能抗震，是否有可行的修正方案。用音樂語言說，演奏是否過于“戲游”了，需要“再回歸”原先結構。

深層結構

都說市場是只看不見的手，政府是只看得見的手；其實并不盡然，如何有效組織權力，構建上層建筑，這也不是肉眼可以看見的。因此，政府也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讀讀美國的制憲歷史，制憲者給人的印象是崇尚簡潔、一致、精準、范圍的原則。如果把憲法文獻放在一起看，猶如歐幾里得幾何，展示了從公理到定理內在邏輯一致的順序。美國政治經濟體的深層結構由兩個簡單的公式組成，一個是政治學的公式，即共和主義；一個是經濟學的公式，簡潔地可表述為科-道生產函數。

先說共和主義。共和主義的公式是：共和主義=一個（領袖）+少數（精英）+多數（民主）。美國制憲者信奉的是“共和”高于“民主”，雖然等式中包含民主（多數），但在現實中，民主的實施是個逐步的過程，這個過程美國到了上個世紀60年代才得以完成。制憲者深刻領悟“民主”與“自由”之間的張力，他們對獨裁的暴政和多數主義的暴政都保持高度警覺。民粹主義將剝奪個人或少數的自由，因此他們并不相信簡單的一人一票的多數主義。在制憲過程中，他們也沒有直接使用“民主”一詞。在制度設置上他們更是費盡心思。例如，美國獨特的總統選舉團制度的精心設計以及復雜的權力制衡體系 -- 雖然遠非完美 -- 即是這種共和主義的具體表現。追根溯源，美國的共和主義其實是亞里士多德主義“混合政體”的現代版。在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看來，正如獨裁不是好東西，簡單的多數主義也不是好東西。人非神也，在多數，少數和個體這些變量之間，為了使人從無知、偏見、暴政中“自由”出來，關鍵是平衡和加權。雖然當時亞里士多德并沒有給出平衡和加權的精確數學公式，但是他所倡導的“混合政體”卻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是柏拉圖，柏拉圖的老師是蘇格拉底；如果歷史不忘記，蘇格拉底就是死于多數主義的暴政。

如果把美國制憲者比作是作曲家，那么美國共和主義的樂譜已經寫完，其結構相當堅固，雖然邊際或還需修正，而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并沒有超越制憲者的智慧，有能力重新譜曲。他的角色頂多是指揮家，即對同一樂譜或有不同解讀，并根據自己的解讀重新組織和指揮演奏。從歷史上看，這也是總統應該扮演的角色。問題是，雖然同是一個共和主義的樂譜，但是在多大的時空中演奏，是美國主義還是全球主義的共和，熟先熟后并以什么節奏？歷史上不同的總統有不同的解讀，并在整體上展示了波浪型的發展軌跡。例如，威爾遜總統的全球主義似乎就有過于超前之嫌，被保守的美國主義否決了。相關地，全球化的過程也并非線性。一個世紀前也出現了全球化，之后引發了逆流。

早期的美國無疑是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的共和，那時孤立主義傾向嚴重，門羅主義只是個例子；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把美國推向了全球主義的舞臺。當時美國財力雄厚，二戰后到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的GDP占世界比是一直是40%以上。二戰后聯合國系統主要是美國構建的，盡管說到底國際體系不同于國內體系，因為全球沒有一個主權政府。但是聯合國系統大體也反映美國共和主義的思想，制度安排上也充滿了平衡和加權，并不是一味的多數主義民主。例如，雖然聯合國憲章說國無大小一律平等，但在安理會的制度安排上，只有5個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再如，世界銀行和IMF等成員國的表決權也是加權的。對于實行一人一票多數主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曾經覺得失控并退出。這顯示了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已有從全球主義回歸美國主義共和的意愿和行為，這并不是空穴來風。對美國來說，簡單地把國內體系照搬到全球范圍，會出現數字錯位問題；用特朗普的話說，這叫讓人搭便車。

以上說的是政治，以下再說經濟維度上的科-道生產函數。根據此公式，經濟增長是（土地、勞力、資本）的函數。但是這個簡潔公式的本身并沒有界定組合生產要素的范圍，要素組合的范圍是在國內還是在全球？歷史上，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果使這些生產要素在美國主義的共和體內得到了自由流通，這大大提高了國內資源的配置效率，為美國日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礎。由于國內共和體是主權政府，必要時這種政治經濟體的一致性使福利的再分配變得可能，進而也有利于資方和勞方之間更容易達到平衡。例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美國對最富裕人口的稅收從30%迅速上升到80%。

但是，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科-道生產函數，情況就不能同日而語。由于資本流動是全球范圍的而且其速度驚人，而勞力（特別是藍領）卻多是本地的、不易跨境。這種流動性的不對稱的結果將造成本國資方和勞方收益的極不對稱。有數據顯示，美國最高CEO收入與平均工人收入之比，在上個世紀70年代是40，到了本世紀初高達800；再有，美國男性工人中位數收入（去掉通貨膨脹因素）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現在基本沒有變化。相應的，美國中產階級占整體收人之比一直在滑坡，從大約58%下降到46%，大跌了12%。

看來理想主義的經濟學家大大地低估了當代國際關系和秩序還是以“民族國家”作為基本單位的政治現實（而政治都是當地的，并不是弗里德曼所說的，“世界是平的”），并由此低估了全球上億規模人口在短短幾十年加入全球生產鏈以及由此引起的沖擊，特別是對美國就業和福利再分配的含義。全球主義的理想雖然豐滿，但是骨感的現實是，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經歷了所謂“沒有就業的增長”，期間資方大大收益；勞方成了輸家，特別是藍領。這也是特朗普當選和反全球主義的社會基礎。這個邏輯適用美國，也適用英國脫歐。

由于多年來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政策越來越趨同，都是中間偏右（即傾向資本），因此美國社會 -- 特別是美國保守的中部 -- 反建制的情緒強烈，只是沒能得以有效的表達而已，長期被倡導全球主義的東西部地區和主流媒體忽略。然而這次，特朗普乘虛而入。特朗普并不是共和黨選出來的，他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國40-50歲的中產階級。在他們看來，全球主義共和的交響曲首先是資本（和知識精英）的“戲游”，他們的聲音卻被淹沒了，所以他們迫切希望“再回歸”原先美國主義共和的結構。對他們來說，全球化并沒有使他們受益，他們對現狀極其不滿，對退休后的前景也極不樂觀。看看美國的債務和人口結構，確實會讓人擔憂。

重新布局

基于上述可以看到，現有兩個政治經濟公式擴展到全球，并以如此的人口規模和資本速度參與其中，已經引發了許多噪音和不和諧。估計下一步，美國從全球主義回歸美國主義應該是大概率。其實，這已不是什么新聞。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已提出了再工業化，只是回歸速度不盡人意。

相比而言，現在條件似乎更成熟了，主要是因為美國能源的國際依賴度及其成本正在迅速下降。2015年美國的能源自給率已經達到90%以上，是1982年以來的最高點。特別地，美國頁巖氣的蓬勃發展使其能源更接近于自給自足的狀態，這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而且美國獲得能源成本優勢也是最近的事。有研究顯示，目前中法德的天然氣成本是美國的3倍，日本則接近美國的4倍。相關的，美國制造業成本已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美國與中國的制造業成本差距也在迅速縮小。所有這些預示了世界能源生產和消費格局將重新洗牌，全球生產鏈將重新組合，這種變化對美國經濟、能源安全、軍事部署、以及世界地緣政治意義深遠。起碼，這將提高美國在中東地區軍事和外交投入的自由度，從而進一步騰出手來實施美國戰略東移。能源自給自足將是二戰以后美國從全球主義回歸美國主義的物質基礎；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忘記當年美元與黃金脫鉤，掛鉤的是石油，美國金融帝國從此確立，而金融背后是武力保護；說到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發達程度主要表現在能源的聚集度。

幽默小說家馬克-吐溫說：“預測很難，預測未來更難?！比绻欢ㄒ诓淮_定的情況下預測未來的話，那么有跡象表明特朗普會更傾向于回歸美國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的共和。特朗普說“美國第一”，即是將美國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美國的全球責任將退居其次。當然，估計美國不會無條件地從全球事務中撤出，造成過度的權力真空，更有可能的是會要求其盟國承擔更多的防務成本。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說了很多與施政相關的話或承諾，不必全部當真。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從競選者到戰略家的轉變有個過程。但是無論如何，相對于全球主義，特朗普無疑是個美國主義至上的人。相應地，他的施政方向大體可歸攏為四個方面（是大概率），加起來或會對全球政治經濟造成沖擊。

一是，在需求側方面實施即時的強刺激，即大規模地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并外加擴充軍備開支，以期一石雙鳥地在短期內擴大國內的就業機會。時間不等人，特朗普一屆只4年；如果期間中產階級沒有明顯的獲得感，他就沒有機會連任。目前美國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和空間很大，主要是因為過去在這方面的十分不足。美國政府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在上個世紀90年代占GDP的2.8%，但是現在只有1.4%。在軍備方面，美國會要求其盟國更多地承擔防務成本。這樣，即時的好處可以增加美國的軍火生意，長期好處可以促進美國武器升級、進一步鞏固軍事實力，拉開與挑戰國的距離。

二是，從供應側入手大規模地實施減稅政策，以配合全球資本回歸美國，并以期在中長期擴大稅基。除了居民所得稅從現在最高檔的39.6%減到25%外，對資本回歸美國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公司稅率。降低公司稅率，創造低稅天堂（外加美元升息），形成“虹吸”效應，促進全球資本流向美國，重振美國的制造業。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公司稅率是22%，最低的是加拿大和英國，是15%（相比，中國很高，企業綜合稅負接近40%）。國際比較可見，美國有降公司稅率的需要和空間，即從目前的35%降到15%，而共和黨歷來就是倡導減稅的?，F在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又同時被共和黨控制，這使實施減稅政策在立法程序上變得更有可能。不難看出，這里有當年里根總統供應學派改革的影子。

三是，在國際經濟層面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原因很簡單，美國貿易赤字太大，進口多出口少，大量工作因全球化而失去。相應地，特朗普會退出TPP，也會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加強特別是與中國的雙邊貿易談判，以獲取更有利于美國達到貿易平衡的結果。

四是，在地緣政治上特別是在中國和俄國之間尋求新的戰略平衡。道理也簡單，中國現在已成為新興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繼續以6%以上的速度增長，并以全球戰略的高度實施“一帶一路”，而俄國經濟增長在0%左右徘徊，其經濟結構上犯了巨大的荷蘭病，康復的道路漫漫。因此，對美國來說，真正的挑戰國不再是俄國而是中國；南海局勢或只是個序曲。

中國應該高度警覺，做好充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