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完成這個任務，沒有捷徑，需要凝聚最廣泛的共識，實干為要。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在接受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記者專訪時提出，要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各項任務要求，在實踐中找準突破口，不斷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他的建議是，以人的城鎮化為突破口，加速農民市民化進程，推進高質量發展。
這也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具體方略之一。
報告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
高度濃縮的文字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歷史邏輯和現實訴求。
我們的專訪，也是圍繞這個主題逐漸展開。
立足國情
讀懂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
人民政協報：事有緩急，物有本末。您提出，加速農民市民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立論邏輯？
劉尚希：從革命時期、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新時代，農民問題一直都是根本問題。這是由我國農民多的這個基本國情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必須看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
理論上，要先從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上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大特征，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五個特征表明，我們追求的是以人為核心的現代化。我國14億多人口中，從戶籍角度看，依然是農民占了多數。如果沒有農民的現代化，我們的現代化是不完整，也可說是不成功的。
具體到城鎮化。城鎮化水平、質量的高低，是衡量現代化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衡量發展質量高低的一個指標。同時，城鎮化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社會條件，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歷史進程。城鎮化過程，從很大程度上講，就是農民市民化的進程。我國的高質量發展當然不能脫離這個大多數，不能脫離農民為主體這個基本國情。過去10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了11.6%，達到64.7%。這是巨大歷史成績。但我們也要看到，發展空間依然很大。況且，現在的城鎮化率統計中，有2.9億農民的市民化轉變是不徹底的，成為既是“新市民”，又是農民的雙重身份。
人民政協報：重大戰略一定有自身的理論邏輯，更不能缺少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的支撐。
劉尚希：從歷史邏輯看，中國式現代化與歷史上發達國家走過的現代化過程有巨大差別。當然，中國式現代化也有自身的演進過程。基本上經歷了從1954年明確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再到強調人的現代化的過程。從物質現代化到制度現代化再到人的現代化，這是發展遞進的過程，也是相互支撐的過程。人的現代化成為制度現代化、物質現代化的動力和基礎。人的現代化是目的，也是手段。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我們現在要大力推進物質的現代化、治理的現代化，但最終都要落到人的現代化，才能形成持續不竭的動力。
現實邏輯也需要我們高度重視。擴大內需，需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重點是廣大農民的消費能力能否有效提升。擴大內需戰略的支點中，消費和投資是關鍵。其中，投資不是獨立于消費之外的。只有大部分人有消費能力，投資才有可持續性。只有低收入者變成中等收入者，消費才能真正擴大。從這個意義上講，重點依然在農民。
連續20年，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黨中央堅持不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從中，我們既看到中央的重視程度，也要看到任務的艱巨。
深化改革
加速破解“二元化”
人民政協報：在您看來，當前要加速推進城鎮化，難點、堵點是什么?
劉尚希：主要的難點在“二元結構”，潛力也在于此。
比如，公有制實現形式中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比較典型地體現在城市中的國有經濟和農村的集體經濟。當前，國有企業通過“兩權分離”改革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巨大成績，成為適格的經濟主體，是經濟史上的一大創舉，競爭力也在逐漸增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快速推進，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現在的難點在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依然處在探索階段。民法典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是特別法人，成為法律上的市場主體。農村耕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促進了農地流轉和資源優化配置，但農民的這些財產權利以及其他權利，并沒有形成可自由交易的規范市場，在法律上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優化。比如，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的權利、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等等。尤其是要進一步推進解決農村土地與國有土地等財產權的同權同價問題，以及農村財產的有序流轉，暢通城鄉資本與農村資源的對接，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加快形成。
還有身份、治理等方面的“二元結構”，也需要進一步推進解決。
人民政協報：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普遍承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說明我們的路走對了。
劉尚希：當然，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都說明了這一點。
但面向未來，我們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這與歷史成績并不矛盾，而是一脈相承、不斷前進的過程。
從改革開放這段歷史看，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支撐我國成為世界工廠。這是巨大的歷史成績。同時，我們也要尊重另一個事實，農民市民化、城鎮化的進程，是慢于工業化的。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鄉村經濟沒有規模效應、公共服務也沒有規模效應。農村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只能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為輔。這種產業結構增加值低，勞動者的收入提高有限。可以做到脫貧，但要走向共同富裕，則需要“換軌”。當下，靠鄉鎮企業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方式，既不經濟，也不環保，更不符合歷史潮流。鄉村容納的就業、產業是有限的，過多的人口滯留在鄉村將會落入長期低收入的狀況。
因此，我們要抓住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為核心這個底層邏輯來深化對高質量發展內涵的認識，著力破解“二元結構”，圍繞“人”來做文章，給創業、創新、流動更大的自由。
補齊短板
加速推動農民市民化
人民政協報：您認為，如何進一步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的任務要求，不斷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劉尚希：我們先要解決一個認識問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不能通過把農民留在土地上的辦法，應該統籌考慮農民的未來取向：不離土的農民、離土不離鄉的農民、離土又離鄉的農民。鄉村振興主要針對前兩部分農民，而城鎮化主要針對后一部分農民，通過自由流動變為市民。沿著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個方向，包括滿足農民對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這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計劃、有步驟逐漸解決。
從經濟學角度看，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需要的人會逐漸減少。減少農民數量，促進農民市民化是一條重要途徑。農民市民化是一場影響深刻、意義深遠的社會變革。這既是我們要補的短板，也將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
從理論上講，農業社會只能誕生相對初級的經濟體，市民為主體的社會才能不斷深化分工、持續擴大經濟體量。經濟理性是利益導向，社會理性是誠信導向。市民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對商業理性越能起到約束、引導作用；社會活力越強，經濟發展潛力越大，中等收入群體才能不斷擴大，最終走向共同富裕。
劉尚希：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作出了全面部署。在落實過程中，需要政策之間的協調，形成合力。具體講，有三點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一是以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為抓手，深化市場化改革，加快社會化改革。
有研究表明，農民變成農民工，其消費可擴大30%；從農民工變成真正的市民，其消費又可以擴大30%。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其最大潛力也在人的城鎮化，這都以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為條件。
我國的市場經濟脫胎于計劃經濟，當時計劃經濟基礎之上的“計劃社會”，時至今日在某些領域仍有所表現，比如城鄉二元體制。以所有制和戶籍為基礎的城鄉二元體制，又反過來制約了市場化改革的深化。
二是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最近10年有1億多農民變為了市民，年均1400多萬人，但依然有近2.9億農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卻在就業、上學、社保、養老、住房等方面難以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這顯示出進城難的一面。另一方面，農民工掙的錢難以變成資產積累財富，如回到農村蓋的房子，蓋成之日就是貶值之時。農民的財產沒有市場估值，農民也難以“出村”變成真正市民。農村“三塊地”的改革和農村產權市場的培育亟待提速。
三是區域規劃、公共服務、投資布局、轉移支付、編制安排等都要“隨人走”。城鎮化是人口流動的過程，意味著經濟社會的主體空間形態將轉向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的城鎮體系。要素、產業、人口聚集的動態過程，將逐漸改變我國的經濟地圖、產業地圖和人口地圖，各項區域政策要從習慣于打“靜靶”變成打“飛靶”，前瞻性預判人口的空間布局趨勢，讓公共服務找人，而不是讓人去找公共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