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形勢變化很大，特別是二十大報告，用三句話進行了很好的提煉。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

　　第二，世界進入到新的動蕩變革期。

　　第三，我們國家進入到戰略機遇期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如果轉化成一些專業術語，我們就會發現，的確是回歸到初心和使命很重要的三個參照點。

　　如果簡單的看世界的幾大難題，在疫情之前，世界經濟面臨著三低三高。三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三高：高風險、高杠桿、高成本。

　　目前已演變為“一低五高”：其中，低增長，變為更低的增長，過去20年全球平均增長速度是3.8%，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2.8%左右，這是IMF的預測。世界銀行的預測，過去十年平均增長速度在3.6%，但是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在2.5%左右。這兩個機構的平均預測，未來的增長中樞將下降1個百分點，這是一個歷史的新低。

　　“五高”方面，在疫情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全球通貨膨脹特別是發達國家通貨膨脹高企。高通脹導致大部分國家提高了政策利率；另外，全球的債務率和高杠桿進一步提升。據國際金融協會（IIF）專家稱，全球債務總額在2023年第一季度增加了8.3萬億美元，達到304.9萬億美元，全球債務比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45萬億美元，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快速增長。

　　高風險方面，傳統風險的基礎上還疊加了地緣政治的超級風險，非傳統風險全面上揚。高成本方面，低通脹、低利率轉變為高通脹、高利率，由此導致付息成本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沖突、疫情、綠色轉型、價值鏈重構等直接導致各國的防務成本出現急劇上揚。去年全球的國防開支是2.2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8%。今年全球的國防開支，現在預估計同比增長10%左右，美國今年的國防預算是8700億美元，同比增長14%，英國的國防支出500億英鎊，日本的國防開支增加了1.26倍。

　　因此我們就會看到，在滯脹中面臨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下降的原因，一個是逆全球化，第二個是技術的孕育期，第三個是老齡化，第四個是高債務和高利率疊加帶來的高風險。

　　大家都知道，去年一年，全球的基準利率平均上漲了3.5個百分點左右，全球的債務率在300%左右，光去年由于利率上調，導致全球的利息支出超過了全球GDP的10%左右。

　　這一項除了成本的變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定價機制將發生劇烈的調整，我們會從過去低通脹+低利率的組合，全面轉換到一個高利率+高通脹的組合模式里面，這種組合模式一定會發生格局性的大變化。

　　現在的經濟產生了一個超級成本沖擊的時代，這種成本沖擊，第一個轉換成通脹，如果它不能夠簡單的進行技術創新的消化，就會直接沖擊價格的終端。第二是沖擊增長，我們看到低增長和高通脹的結合還會延續，原因是我們進入到一個超級時代。這種時代里面會導致我們的兩極分化、民粹主義、治理結構和民族主義。我們一定要回歸到金融定價的模式上來，這是我們專業人士可能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中國面臨的幾大問題可能更為嚴峻。

　　第一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穩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幾年是我們的關鍵。今年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是12900多美元的水平，我們估計按照目前的速度來講，我們應該是在2025年左右能夠跨越這樣一個水平。但是在這樣一個階段，恰恰是風險急劇爆發的階段，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第二個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期，流轉不平衡不對稱博弈的一個關鍵期。我們經常有60%的分界線理論，同時還有一個理論是85%分界線，也就是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GDP比重超越85%之后，雙方的博弈模式會進入到新的持久階段。60%-85%是大國之間博弈最容易擦槍走火的關鍵時期，這是需要關注的。

　　第三個是突破李約瑟之迷，解決卡脖子問題的關鍵期。我們能不能真正的突破美國的“小院高墻”，突破目前所形成的幾大層級的圍堵，這幾年要見分曉。

　　第四個是突破金德爾伯格陷阱，以高水平開放和多邊主義重構全球治理。

　　第五個是跨越明斯基時刻，持續創造無危機的增長奇跡。大家都在討論房地產的第二輪沖擊，第一輪沖擊是去年，今年肯定會經歷一個較長的第二輪沖擊，這個沖擊可能比第一輪還要艱難。

　　第六個，克服鮑莫爾病，實現中國產業持續升級。鮑莫爾病是產業升級中間由于不對稱的變化，很可能導致非貿易品產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產業價格變得更快，從而導致我們一些新興行業陷入到增長乏力的困局之中，從而導致我們的產業升級難以全面實現。目前大家高度關注的就是制造業比重的下降，以及高新技術行業持續增長能不能夠突破我們的一些極限。

　　第七個，社會建設能不能突破拉美難題。

　　這些難題如果回顧下來，我們就會看到未來的金融形態。第一，增長速度下臺階，對傳統金融定價模式帶來的挑戰，這是世界銀行做出的各種統計，過去都在3%以上，尤其是新世紀前十年3.86%，但是現在預測未來幾年2.3%左右。增長中樞下臺階，我們未來的潛在增長速度也是面臨著下臺階的問題，很重要的資產定價模型里面，我們無風險的收益率，增長中樞的下降一直會導致收益率中樞的下降。

　　很多人講，我們目前告別了10%金融收益率時代，它將下降到什么樣的階段呢？我們的無風險收益率確定市場到底定位在什么水平呢？實際上是我們要有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這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往往會出現政策利率無法向自然利率快速靠攏，因為我們認識有偏差，我們老想留戀過去收益較高的地方，永遠容易把現在的低增長解釋成為我們的不作為。所以我們就會體現我們過度作為所帶來的很多問題。

　　第二個，大時代中系統性斷裂帶來風險導致傳統定價模型難以計量。

　　1．疫情與新共存。

　　2．戰爭。

　　3．地緣政治。

　　4．大國博弈與大變局。這里面到底是政治的力量強，還是資本的力量強，這個時代一定要考慮，是傳統風險在定價中起主導作用，還是非傳統風險在資產定價中做主導作用。這里我們就會看到，一系列的非傳統風險全面上揚，這是我們可能高度要認同的。

　　第三個，特別是國內大家熱議的新技術爆炸的前沿時代，我們需要耐心等待、精心準備，技術創新的世界超級紅利實際上過去十年是在快速下滑，風險投資面臨了挑戰。但是中國可能跟世界的故事有一些變化。

　　前幾年美國大學一個教授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可能還沒有真正處于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而是處于下一輪技術爆發的孕育期。這個孕育期讓我們思考，我們正在迎接，而迎接的時期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我們怎么定價，這是一個關鍵。為什么這么講？我們就會從一些理論，比如說一些長波理論看到，長波理論很重要的分界點就是經濟大危機，如果08年是經濟大危機，停滯期和孕育期一般在15年左右，長的也有30年。下一輪真正的這種技術，能夠對增長帶來直接傳遞效應的到底是什么分界點？大家如果是15年，大家能夠直觀的感受到，也許今年是一個分界期，就是2023年。

　　因此，大家如果去看美國的一些專利和美國最近的一些變化，可能會給大家不同的一些感覺，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們討論的是美國要出現衰退，但是現在美國一季度2%、二季度2.4%，好像還不錯，不像大家想象的，這里面可能有一些新邏輯。包括其他的一些，霸權周期、全球的長周期，表示我們可能從更長的歷史，對于當下節點的判斷，有些認識可能是錯的。我們對世界技術一些革命可能盼望心切，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每一個技術浪潮所構建的幾個階段也是一樣的，我們很可能是處于下一次導入期這樣一個狀況，目前我們也會看到，比如說新世紀之后我們各種專利的變化、全球專利的變化，就是技術下降的更快，結構也在惡化。在這種結構里面我們會看到，最近的數字技術最新的變化，比如說2019年。還有一個，技術變化的模式也發生的一些革命性的變化，這些革命性的變化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趕超機會和彎道超車的機會，這就是我們所看到從十三五到十四五的布局，十九大到二十大的布局，這些布局我們認為在數字技術新浪潮全面導入的階段，是恰如其分的，是時代賦予我們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我們目前的創新指數，各種基礎性的發生一些質變。這是最新的對中國創新指數以及相應的參數，國際知識產權組織做出的測算，這些測算表明中國正處于整個民族歷史上最具有創新能力的階段和一種技術創新大爆炸的年代，一共五大類指標，這些指標里面很細，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同時大家也會看到全球風險投資這幾年的分布，對于亞太區，尤其是中國區域出現了明顯的急劇上揚。

　　但是目前很重要的技術脫鉤現象全面開始了，尤其是今年關于圍繞著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三個領域所做出的投資限定，標志著技術脫鉤上升到新的高潮。這種高潮里面我們會發現，我們的一些基礎參數雖然受到沖擊，但是在全球的地位沒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里面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什么？我們兩條腿走路，第一條腿是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戰略科技體系，第二條腿是市場導向的企業創新體系，我們金融為這兩條腿怎么來提供支持？第一個，如何為國家戰略體系進行融資，目前政府創立了很多基金，的確很好，但是這種基金的份額是大、還是小，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第二個，如何進一步支持企業進行產業化和市場化創新，這上面大家思考的非常多。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如何在兩大戰略之間尋找到無縫銜接和有機轉化，我們這兩條腿的功能是不一樣的，我們兩條腿走路要比人家的單腳跳跳的更好，你的配合、銜接很重要。我們目前各類融資工具，金融中介如何在市場和國家形成一種新型的金融形態、金融模式，可能是我們當下和未來高度關注的一個核心。

　　這是我們要思考的科技對于金融的要求，實際上要求我們對于科技創新未來的新形勢和新階段要有一些新的思考。

　　第三個，高債務、高杠桿和利率提升期，一定會帶量一定時期的去金融化。我們一直在談去金融化、去杠桿，但是全球金融在過去十幾年里面，尤其是過去三年，不僅沒有去金融，也沒有去杠桿，反而進一步變本加厲了。我們也一樣，我們從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金融整頓到現在，我們的宏觀杠桿率持續上揚。因此，這就需要我們調整思路，我們對杠桿、對金融的戰略定位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基礎邏輯，而不是簡單的去。這里面就需要我們在理論上要有一些新的思考。

　　這里面關注幾個點，一個是貨幣錨的變化，第二個是技術脫鉤、金融脫鉤現象加大，對錨定效應進一步的沖擊會怎么樣。金融是一個超級公共品，貨幣是金融中最基礎的一個基礎公共品，貨幣的錨定是我們金融定價錨定的基礎，當貨幣錨被拔掉之后，金融定價的錨一定也會消失。沒有錨定效應的全球金融會呈現出一些什么樣的新邏輯，因此我們未來還要針對一些結構性的變化，對金融形態的進一步沖擊。第一是養老，第二是去房地產化帶來的財富管理和配置的問題，很多人講房地產資產下降，我們其他資產就會上揚，這種思考我認為是錯的，原因很簡單，我們的中樞和各種結構性變異，一定會帶來協同效應，而不是翹翹板效應。如果不是翹翹板效應，我們該怎么來做？第三個，大轉型——綠色轉型、數字撰寫、內循環與外循環轉型帶來的金融形態和價值理念變化。

　　我們要回歸初心，回歸到世界和增長的本原，回歸到我們對于現代風險的理解上面，傳統風險理解很重要，但非傳統風險的理解可能更為重要。

　　這就是我給大家分享的一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