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按語：用定性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立場和方法觀察中國經濟，固然十分重要。然而，生產供給、收入分配、供需交換和需求支出，是一個生產要素、貨幣商品、市場流通和投資消費出口的過程，無一不是數量變化的過程。經濟學理論的數量分析方法，建設、生產和消費實踐的數量觀察，十分必要。否則，增長速度快一點好還是慢一點好，就業水平如何，應該發行多少貨幣，消費品或者資產品價格會不會劇烈波動，需求能給生產的增長提供多大的市場容量，國家能夠收多少稅，科研教育醫療社會治理等事業機構需要花多少錢，老齡化需要多少錢，需要借多少債，有多少可供抵押信用和貨幣幣值穩定之錨的資產，債務鏈和金融體系能不能穩定？都會心中無數。流派各異的經濟學理論，在觀察中國經濟的實踐時，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工具。筆者這里試圖從二元體制經濟的定性和數理邏輯展開，提供一種可能不同的思路，也許對認識中國經濟有點用處。就此，筆者用將近5年多的思考，撰寫了《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學—增長解釋與前景展望》一書，近期將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發行，在此之際，開一《如何清楚地認識中國經濟》專欄，談點自己的心得，與朋友們分享。今天發出之一。
通俗地講，認識一國的經濟，需要有比喻為放大鏡和望遠鏡等這樣的工具，我們有許多不同的經濟學及其分析方法。如偏重于定性的政治經濟學，有描述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經濟學，有認為市場經濟需要政府政策管理的宏觀經濟學，有刻畫一個農村農業國家向城市工業化國家轉型的發展經濟學，有管理計劃配置資源和資源國有的計劃經濟學，還有模擬計劃和國有向市場和多種所有制轉型過程的轉軌經濟學等。
2014年對于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原因，我從生育管制、遷移受阻和土地收入分配體制扭曲等方面進行了討論。寫了一本《中國：增長放緩之迷》一書有2018年出版。本來想就此停止。其后，在有關領導的鼓勵下，開始研究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變化的規律，思考怎樣將經濟增長穩定在中高速度水平上。期間觀察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經濟增長的數據，閱讀關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一些研究論文，特別是研看了用幾大主流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文獻。
學習后的感覺是：（1）因為未來勞動力人口負增長、資本收益率邊際遞減、進而收入和消費相對收縮，真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大體在1.5%到3.5%之間。（2）依靠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支撐經濟增長速度的愿望，從瓊斯的實證研究、菲斯佩奇的評論、格羅寧根大學各國TFP增長數據（TFP增長速度、TFP增長率貢獻比、全球TFP增長平滑并略微下降趨勢）看，可能概率很小。（3）增長的潛能不僅僅要看生產的能力，還要考慮需求的可能。大數據計算機器人智能配送、投料、制造、倉儲和銷售，給生產創造了可以替代勞動力的生產力，然而，生產的增長有需求的可能性邊界，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過低可能抑制生產增長的市場需求容納量，而人口負增長會形成不斷收縮的需求要求生產能力不斷出清的薩伊反定理。也就是從現代經濟學現有教科書認識論方法和有關主流經濟學文獻研究的視角看，未來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保持在中高速區間，很可能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在現有的經濟學方法與中國的實踐中，我總是在一些事實上繞不過彎來。如2018年國有企業總資產220萬億元，占全社會非金融企業總資產538萬億元的比例為40.89%，資產平均利潤率2.46%（統計局加權平均數據），或1.54%（財政部數據），而非國有非金融企業資產平均利潤率為9.94%（統計局加權平均數據），國有企業資產利潤率差值7.48%，低效率造成的利潤損失為16.46萬億元。可以看出，只要深化國有經濟體制改革，資產利潤率年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來2.2萬億元的增加值，帶來2.4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當然，也許有讀者會提出，國有企業負擔著非國有企業不從事的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是一種上層建筑的事務，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經濟資源過多地負擔上層建筑的事務，可能會損害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并且抑制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需要的選擇是，要么國有經濟實施淡馬錫體制，整體提高效率；要么收縮國有經濟比例，減輕國民經濟基礎的負擔。
還比如，2108年中國總就業勞動力的25.76%在從事農業，而當年與中國人均GDP水平上下的16個樣本國家，只有10.44%，差值為15.32%。而中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7%，生產率水平很低下。如果加快人口遷移體制的改革，加快市民化進程，將淤積在農業低生產率領域的勞動力人口盡快轉移到高生產率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經濟增長率也會大幅度提高。
在索洛增長模型中，勞動力和資本數量增長率，乘以各自的產出系數加總，就是其投入產出部分的增長率。從中看不出我思考上述中國確實存在的經濟現實。當然，喬根森模型刻畫了勞動力從農村農業向城市工商業轉移的增長動能。但是，模型解釋不了為什么中國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比同樣結構轉型和人均GDP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偏差如此之大。以這些方法研究中國經濟的論文，在其政策含義中也提到改革國有企業和放開戶籍管制，但分析內容與政策建議間沒有直接的數理邏輯關系。
2018到2020年期間，我順著上述簡單 “反事實法和標準還原法”的維度，寫了一本《中國：理想經濟增長》，但是其并不是一本經濟學意義上的文獻，只是想說明這樣做經濟增長還有潛能。也只是自己思考問題視角初級階段的一個總結。
